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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速时时彩:【重走四川抗战大后方】三台:



  绵阳三台县梓州公园,当地百姓往往会在一个被封闭的防空洞前驻足。防空洞旁的指示牌上介绍,这是抗日战争期间,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学生为避日军空袭而挖的临时避难所。如今,它成为三台县的“抗战遗址”。

  抗战期间,四川共接纳48所内迁大学,占战前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%。与武汉大学、同济大学等内迁不同,东北大学是在流亡7年之后,险被停办或迁到青海的大背景下,由三台县主动接纳的。而彼时,三台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和洪灾而爆发饥荒。正是三台人民的宽广胸怀,500多位东北大学师生得以迁到内地复课,东大文脉得以延续。

  “东北大学的命运多舛,始于1931年。”三台县作协主席邹开歧自1993年开始研究东北大学流亡史,据他介绍,东北军阀张作霖1923年创办东大,1928年张学良兼任校长。由于张学良广聘名师到校执教,使东大盛极一时。然而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,东北大学顿时成为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,在北平、开封、西安等城市颠沛流离。“尤其是西安事变以后,这所有张学良背景的学校,便有人主张停办解散,或者迁到青海。当年的青海堪称不毛之地,东大迁往,无疑有让其自生自灭之意。”

  当时的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不愿学校断送在自己手里。1937年末,尽管他已接到当时的教育部“命东大向青海迁移”的指令,仍然悄悄安排教务长李光忠带着其亲笔公函,到四川各地接洽。

  然而,李光忠的四川之行到处碰壁。邹开歧说,当时四川各地都被要求接纳内迁高校,消化能力本就有限。而东北大学还有张学良的政治因素,因此都不愿意惹麻烦上身。此时,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献徵,向东北大学敞开了胸怀。郑献徵的小女儿郑碧贤告诉记者,郑献徵的一本日记里记载了他接纳东北大学的心情,“当时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,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,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,多添几百张嘴吃饭,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,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。”

  1938年4月23日,500多名东北大学师生从西安经宝鸡、汉中、剑阁、绵阳抵达三台。让他们百感交集的是,三台竟然出动了3000人为他们举行欢迎大会。邹开歧说,当时城里的商家店铺都挂出了彩旗横幅,欢迎远道而来的师生。他们还腾出三台旧试院与部分杜甫草堂寺及潼属联立高中的地盘,当作东北大学新校址。

  在内迁到三台的短短几年里,东北大学通过社团的踊跃活动,让地处内地的三台成为抗日模范县。

  三台县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,东北大学师生从未忘记宣传抗日救国:在校内,60余家社团用墙报、油印小报等形式宣传抗日,壁报和小报也有60多种,为当时文化沙漠般的三台带来了勃勃生机。此外,进步师生们则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,创办读书会,把解放区才有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等进步书刊传到了三台……

  当然,唤起民众最好的方式是戏剧。邹开歧说,极速时时彩:当年,东北大学师生组建的群众戏剧团近10个,“最喜欢京戏的师生组成的叫‘抗敌国剧社’,他们演出了《木兰从军》等30多个传统剧目。而三台实验剧团则先后演出了《北京人》《日出》《家》等作品,让当地群众大饱眼福。”当年,实验剧团每学期至少排演三出以上的进步戏剧,公开售票演出,其所得收入用于支持川北文协分会的活动。

  邹开歧说,东北大学内迁到三台,对三台人最大的影响便是知道了“原来抗战和所有中国人都有关系”。东大师生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,让地处内地的三台人知道了我们的国土被日本侵占,同胞被蹂躏,就连东北大学也不得不流离失所。

  在东大师生影响下,三台人也纷纷行动,成立了“三台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”,以城区大、中、小学师生为主体的20多支宣传队,到各镇乡讲演、教唱《松花江上》等进步歌曲,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,散发《抗日读本》,为购买军机募捐。“由于东北大学抗日宣传做得好,三台每20人中就有一人参军抗。